自鄧小平時代以來,新加坡成為全球唯一一個得到中國四代領導人首肯、表態需要學習的國家。其經濟高度發達、政府清廉高效、環境蔥鬱整潔、民眾溫良禮讓的治理奇跡幾乎滿足了中國朝野對於美好社會的全部想象。

然而最近一個月,由於南海問題導致的後續爭議,中國與新加坡的雙邊關系降至二十多年少見的冰點。在民族主義情緒下,對於新加坡的指責乃至辱罵不斷見諸官媒和網絡,“彈丸小國”、“美帝走狗”等字眼頻頻出現,曾經備受熱捧的“新加坡模式”似乎已經時移世易。

那麽,“新加坡模式”過時了嗎?

新加坡模式的前世今生

1978年11月,鄧小平第一次訪問新加坡,看到曾經認為是“南蠻”的地方發展得如此現代化而震撼不已。李光耀回憶,當時他曾對鄧小平說:“我們大多數是中國南方沒有土地的農民的後代,你們完全可以發展得更好。”在四天的訪問結束後回國的第二個月,鄧小平便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改革開放。

盡管彼時便初初開啟學習之門,但“新加坡模式”真正開始被中國朝野上下津津樂道卻是1990年兩國正式建交之後的事情。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將對於新加坡的稱贊具體化:“經濟秩序好、管得嚴,我們要借鑒他們的做法而且比他們管得更好。”由此開始,全國掀起了學習新加坡的熱潮。1997年起,中國市長協會開始組織一些市長赴新加坡參加“中國市長高級研修班”。1998年,南洋理工大學開始專門設立以中文授課、招收中國學員為主的管理經濟學碩士學位班,並在後來成為了度身定製課程培訓中國官員的基地,逐漸有了“海外黨校”之稱。從2001年起,中組部和教育部也先後開始向新加坡選送學員。

被中國官方選定為學習對象長達二十餘年熱情不減,“新加坡模式”的核心被認為在於其治理模式證明瞭威權政治並不必然導致腐敗,相反其嚴格和高效對於發展中國家可能還是一件好事。簡而言之,在中國官方眼中,學習新加坡模式即為學習“現代化威權(authoritarian modernity)”。其中最令他們感興趣的三個基本元素在於:懲治腐敗、增加政府專業性以及更好地回應民意。

為何中國政府將新加坡視為可學習的模板?

首先,新加坡所代表的“亞洲威權”統治所取得的成功展示了經濟現代化和長期一黨執政可以同時並存、相得益彰,並對於以政黨競爭輪替為標志的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性提出了挑戰。

其次,為了鞏固其官方話語體系,新加坡政府和中國政府都嚴格控制著對於影響民眾意識形態至關重要的機構:包括博物館、教育體制,以及最為重要的——新聞媒體。

第三,兩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都被有意識地與政府領導力建立起了緊密的聯系,從而為其提供執政合法性。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和中國共產黨獲得民意支持的最關鍵基礎都在於GDP的不斷增長和人民生活水準的持續改善。

第四,人民行動黨還有一個標志性的著名論述:好的政府應該具有說服人民理解為了長遠的國家利益可以接受短期個人陣痛的能力。在近年來中國經常發生由於舉辦國際會議或活動影響普通居民生活、由於上馬化工項目導致群體性事件、由於市容規劃或基礎設施興建拆遷居民房屋的語境下,這種能力似乎就顯得尤為實用。

在普通民眾層面,兩國的相似性或許超過想象

說起新加坡,很多人一直有著“第三個中國”的印象,原因自然在於新加坡人口中74%是華人,彼此可以使用華語交流溝通,飲食習慣和宗族觀念也比較近似。但是事實上,新加坡華人與中國人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群體。

首先,新加坡是一個有著多元文化、多種族群共居的社會。華人、馬來人、印度人以及其他族群混居共處,不強求統一。兒童從小會被教育尊重他人的不同文化與宗教信仰。其次,由於其一百餘年英國殖民地的歷史背景、沿用英國法律及議會政治制度以及以英文作為官方通用語言,新加坡的文化思想體系其實非常西化。李光耀雖然身為華人,卻有著“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地道的英國紳士”之稱。第三,新加坡在反帝反殖的過程中本土意識崛起,1965年建國以來的國民教育更是大大加強了政治身份的獨立和認同。新加坡隆道研究院總裁、學者許振義總結:“即使是華人,我們的自我身份認同也早已不是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僑民’,而是‘新加坡公民’。與中國的政治身份和自我認同切割早已完成”。

然而,硬幣都有兩面。在各種不同之外,如果細加分析,就會發現其實新加坡民眾與中國民眾又確實有很多相似之處,這種相似的程度可能超出我們的想象。

首先,大多數新加坡民眾和中國人有著高度相似的處世哲學:只關心個人財富和生活水準(也就是英文的“bread-and-butter issues”),而非常小心地避免牽涉進敏感的政治和社會變革議題。2015年,新加坡人均GDP為53604美元,處於最發達的第一世界梯隊,而中國也已達到7989美元,依據世界銀行的標準,進入中上等收入國家了。筆者的一位新加坡朋友這樣概括:“大多數人在這兒過著富足的生活,這使得他們忘掉或者根本不在乎那些所謂的個人自由”。

其次,某種程度上,“恐懼的氣氛”(Climate of fear)在這兩個國家中或明或暗卻無處不在地發揮著影響,使得人們覺得為了個人自由抗爭公權力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這種氣氛最直接的後果是個人言行的自我審查。不過必須指出,在過去十年中,新加坡的情況有相當大的改觀,日漸強大的政治反對黨和崛起中的公民社會是兩個最為重要的推動力量。

第三,兩個國家中都有相當數量的民眾真心認為只有人民行動黨和中國共產黨才能夠治理自己的國家。他們相信,執政黨是穩定的代名詞,而反對勢力則意味著動盪和災難,因此他們並不願意讓反對派得到嘗試治理的機會。經歷過2011年大選人民行動黨得票率大跌到創紀錄的低位60%並丟掉一個集選區,2015年許多新加坡人因為擔心“反對黨真的當選執政可能引發‘民主亂局’”從而造成“意外變天”而選擇投票給人民行動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民行動黨在這一年大選中獲得了2001年911事件以來最高得票率。

綜上所述,兩國民眾各種相似性的核心在於:缺乏充分政治競爭的等級社會價值觀。也就是說,兩國民眾都接受:出於“特殊國情”,自己需要一個能夠凝聚共識並且代為決定和實現公眾利益的強有力的政府。有趣的是,兩個國家一直以來強調和灌輸的“特殊國情”卻恰恰相反:中國是面積廣大、人口眾多、情況復雜,所以“不管就會亂”;而新加坡則是彈丸小國、資源匱乏、被大國虎視眈眈,因而“唯有強力管制才能生存”。

兩國近幾年相似的新趨勢

在新加坡2011年大選遭遇滑鐵盧之後,人民行動黨痛定思痛,對於新加坡民眾的不滿和訴求加強了回應性,但對異議則更加鐵腕。簡而言之就是:社會政策趨於軟化,對於批評則更加強硬。

而一年之後,中國十八大召開,新的領導層開始執政。有趣的是,其政策方向與新加坡非常類似:黨內嚴禁“妄議”;即使溫和的異議也不獲允許;日漸嚴酷的新聞審查使得傳統媒體和社交網絡上的自由討論噤若寒蟬。

兩國一些高度相似的趨勢包括:

噤聲自由派批評者。兩國要求更多政治自由和言論空間的發聲者都是極少數,在政府看來,這樣的批判者永遠難以取悅,消除其影響力卻相對簡單。由此,包括異議博主、作家、紀錄片製作人、導演、知識分子等等在內的意見領袖們在過去幾年遭遇了“去影響力化”的對待。用旅居香港的新加坡著名學者Cherian George的話說:“讓所有人明白,批評政府將會付出代價(Let everyone know that criticizing the government carries a price.)”。

進一步收緊對於主流媒體的管控。在這一層面上,人民行動黨的做法相對隱晦。在2011年大選選情失利後,他們撤換了主流報紙的一些負責人,確保由更加“辦事放心”的人把握航向。而中國則在2016年年初明確要求“媒體姓黨”,央視更是毫不掩飾地保證“絕對忠誠,請您檢閱”。

限制網絡媒體的發展。2013年6月,新加坡媒體發展局對於新聞網站頒布管理新規定。要求密集報道新加坡新聞、並有一定本地瀏覽量的新聞網站,必須向政府申請執照,繳付5萬元保證金,執照必須每年更新。如果拒絕申請執照,則以非法廣播罪處置,罰款20萬新元或入獄最長三年。而中國則在2016年7月進一步加強了本已非常嚴格的網絡整治,新浪、搜狐、網易、鳳凰等四家網媒多個深度調查性報道欄目被關停。原因是“大量登載自行採編的新聞信息,違規行為嚴重,影響十分惡劣。”

在社交媒體上取得先機。新加坡的政治人物、政府機構乃至政黨本身近年來開始在Facebook等平臺建立社交網絡賬號,並使用社交網絡更緊密地監控輿情。而中國在經歷了最初幾年“圍觀改變中國”的社交網絡熱之後,如同毛澤東的名言“思想文化陣地我們不去占領敵人就會去占領”所指導的,官方開始引導在微博微信等熱門社交平臺弘揚主旋律、培養民族主義。

訴諸民族主義。2015年恰逢新加坡建國五十周年以及首任總理李光耀逝世。人民行動黨精心耕植了“SG50”的愛國主義熱情以及人們對於李光耀的極大懷念熱忱,收獲了有利於執政黨的果實——在2015年大選中打出“翻身仗”。不但扭轉了2006、2011年支持度連續下滑的勢頭,還獲得了三十餘年來的第二高得票率(僅次於911事件之後的2001年大選,時任總理吳作棟呼籲選民給予他強有力的委托,處理一連串後續棘手問題)。而無獨有偶,近年來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也空前高漲。在對於一些港台藝人公開聲討、南海問題裁決、奧運會上外國運動員批評中國運動員等等熱點事件之後,官方在微博公開鼓勵和贊賞年輕的民族主義群體——“小粉紅”們展開“網絡愛國戰”。

“新加坡模式”並不過時,中國仍有可學之處

對於很多支持看好“新加坡模式”的中國學者而言,新加坡模式的迷人之處在於:這種軟威權治理模式代表了西方制度與東方價值的完美結合。而在反對和厭惡新加坡的人中,立場則迥然相異:民族主義者嘲諷新加坡是彈丸小國,哪裡值得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國際社會地位日漸舉足輕重的中國學習;而自由派知識分子對新加坡相當蔑視的原因是,認為新加坡根本算不得民主,公民的個人自由也非常有限。

從這個意義上說,筆者認為,欣賞新加坡的人並不必悲觀,鄙視新加坡的人也自大得太早。“新加坡模式”之中,值得中國學習之處仍然相當多。

首先,新加坡並不是很多人誤解的“沒有民主的專制社會”。新加坡憲法將其自我定位為實行議會民主的共和國,體制包括立法(國會)、司法和行政(內閣)機構。國會議員由人民直接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也就是每五年一次全民強制投票的新加坡大選。國會多數黨議員組成內閣,行使行政權力。此外,新加坡還有民選的總統,對全民儲備金的使用起到監督制衡的作用,但總的來說屬於禮儀性角色,不具有實質權力。總體上來說,新加坡的公權力是由行政主導,總理領導的內閣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主導性作用。

值得註意的是,新加坡大選是非常“乾凈”的大選,絕不存在舞弊或賄選。也就是說,執政黨必須要真正爭取到選民的一張張選票才能連續執政,不可能走其他歪門邪道。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鄭永年教授認為新加坡的民主堪稱“優質的民主”:“民主的本質不是多黨,而是競爭,是否競爭出高素質的治國人才,是否給人們帶來好的生活。新加坡沒有出現北非、亞洲等地普遍存在的賄選現象,甚至比美國、歐洲的選舉都要乾凈。在一些經濟落後的地方,往往一包香煙、一頓飯就能把選民搞定,這種選舉可能更糟糕。”

而從民眾的角度,他們有合法而體面的渠道表達自己對於政治、經濟、社會、民生等政策的不滿——選票。在2011年的大選中,民眾對於外來移民過快過多涌入、公共交通系統、房地產市場等等的不滿直接表達在了選票上,對於政策制定者的警醒和敦促作用立竿見影。這樣的表達和宣泄渠道避免了新加坡人像泰國、台灣和香港那樣動輒走上街頭。《海峽時報》前資深記者白勝暉這樣總結:“如果你希望罷免這個政府,你可以加入反對黨直接參選;如果你不喜歡一項政策,你可以直接批評或不投執政黨。所以新加坡政府不至於將人逼到走投無路必須訴諸街頭政治”。

其次,政治反對和公民力量享有不斷生長壯大的空間。由於新加坡一黨獨大的局面,很多人誤解新加坡人不具有結社的自由。事實上,新加坡法律規定,五人以上可以組成政黨,各政黨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都有權參加國會選舉。長久以來,新加坡都有一二十個反對黨存在並活躍著。在2011和2015年大選參戰的反對黨共有七個,相較以往只有人民行動黨才能吸引到高素質人才、反對黨常常充斥草根甚至“小醜”的印象,近年來反對黨吸引到了越來越多的優秀精英。在2015年參選的當年最年輕工人黨候選人、牛津大學畢業生陳家喜這樣解釋他選擇工人黨而非人民行動黨的理由:“在現有體制下,想從行動黨內部取得改革很難,一定要有一個外在的力量促使改變”。

在2011年大選中,給人們印象最深的是旅居美國多年的法學博士陳碩茂。在工人黨的群眾集會上,這位精英大律師以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最高禮節——90度鞠躬面對民眾,這一瞬間被現場的獨立攝影師捕捉並放在Facebook上,感動了非常多的選民。

上圖:陳碩茂鞠躬。(攝影:Edwin Koo)

上圖:陳碩茂鞠躬。(攝影:Edwin Koo)

進入互聯網時代後,以往被主流媒體有意無意忽略的反對黨的消息就這樣越來越多進入公眾視野。其中最為標志性的事件發生在2006年大選,勞工平權NGO組織負責人、公民記者Alex Au在工人黨群眾集會地點附近的高層祖屋上拍攝了數萬人積極參加集會的壯觀全景照片並放在自己的博客上(這之前主流媒體從未刊登反對黨集會的全景大角度照片),照片呈現的人數之多、反響之熱烈引發網民極大震撼和對主流媒體選擇性報道的激烈批評。自此,在公民記者和公民讀者的共同壓力下,主流媒體也越來越多給予反對黨公平和充分的報道。

上圖:工人黨集會。(攝影:Alex Au)

上圖:工人黨集會。(攝影:Alex Au)

有趣的是,新加坡的反對黨一直以“建設性”為己任,從不諱言尚未做好執政的準備,非常忌諱“為了反對而反對”。最大反對黨工人黨的領袖劉程強更曾明確表示願意做執政黨的“副司機”:“新加坡需要一位副司機在前座,在司機打瞌睡或魯莽駕駛時用力拍醒他,讓他及時回到正軌。”然而,盡管目前反對黨力量依然弱小,在議會89個議席中只占有6席,但很多民眾相信,逐漸發展成熟的他們提供了一種“保險”:在未來的某個時刻對於執政黨喪失信心時,能夠為新加坡人提供另一種選擇的保險。

第三,法治與敬畏法律的文化。新加坡以嚴刑峻法聞名於世,在中國非常多見、屢禁不絕的隨地吐痰、亂扔垃圾、室內吸煙等情況在新加坡基本毫無蹤跡,原因便是執法極嚴、懲罰很重。比如口香糖被禁止在新加坡境內銷售;使用廁所後未沖水、在非吸煙區吸煙、亂穿馬路、地鐵上飲食都會導致罰款;隨地亂丟垃圾則可能面對強制勞役。盡管道德內容進入法規引起不少“極法化”的爭議,但其震懾和引發公眾對於法律的敬畏,使得新加坡以安全著稱、成為全世界犯罪率最低的幾個國家之一,卻是事實。

此外,中國官方最為關心的反腐,很多人歸因為高薪養廉或者儒學文化影響下的道德自律,這其實忽略了法律的嚴格制約和制度層面的兜底。新加坡法律規定,公務員要遵守財產申報制度,每年申報一次本人和配偶的財產情況,包括動產、不動產、貴重首飾、銀行存款、股票、證券等。《反貪污法》共35條,規定了極為嚴厲和詳細的懲罰措施。如新加坡環境發展部政務部長曾接受印尼商人贈送的七張機票,攜帶家人旅游,被發現後不僅被撤職,還被判刑四年。與此同時,新加坡政府制定了著名的中央公積金制度(CPF),一個公務員每月可獲得月薪40%的公積金,工作時間越久,所得積蓄越多。高級公務員(司局級)到退休時,公積金總額大約有80萬至90萬新元(人民幣400萬至450萬元)。如果在職時廉潔奉公,退休後,全家生活富裕,安享晚年。否則,這些錢將會被全部沒收,聲譽和財產的雙重損失不言而喻。李光耀曾提出:“讓腐敗者在政治上身敗名裂,也在在經濟上傾家盪產。”防止了有人盤算即使個人接受小的懲罰,至少可以為家人累積巨額財富的投機心理。

第四、政府工作人員真正做到“為人民服務”,不再傲慢,盡最大可能回應選民訴求。以往人民行動黨給人的印象是高高在上、精英範兒十足。2011年大選民怨相當高,除了對一些政策不滿之外,最主要的抱怨就在於行動黨傲慢高冷、與選民缺乏溝通。但不斷變化的選情對於長期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具有非常顯著的影響,倒逼其吸取教訓、改進治理——一方面摒棄靠大活動溝通選民的習慣,改以小範圍但深入的對話聽取民意、解釋政策;另一方面順從民意調整包括部長高薪、人口政策等,並使得移民涌入、交通、住房、社會福利、醫療等民生問題獲得一定程度的緩解——因為失去民心、丟掉執政地位是實實在在可能發生的危機。

新加坡的國會議員和政府內閣成員,每周必須有一個晚上接待選民,最“勤快”的一年要接待五萬人,即使總理李顯龍也不例外。接待的房間常常很簡陋,有的連空調也沒有。而前來反映情況的都是最基層的老百姓,反映的也都是住房、子女讀書、水電費、公共交通不方便、孩子不孝順以及鄰里矛盾之類雞毛蒜皮的事。但是政府精英絕不可以拒絕接待或表現出不耐煩。過後議員要挨家挨戶走訪,一戶一戶地上門結識街坊。國會議員在自己的選區要確保大選前走訪每個家庭至少兩次,瞭解普通居民的需求。筆者曾參加新加坡目前呼聲最高的副總理尚達曼所在社區周末為老年人舉行的活動,印度裔的尚達曼顯得謙卑親和,用認真學來的華語和社區老年人寒暄交流、力圖拉近距離。

最後,不“遮醜”。新加坡政壇醜聞總會得到淋漓盡致的傳播。從1980年代,李光耀的老朋友、國家發展部部長鄭章遠受賄40萬新元最終不堪壓力自殺,到2012年,新加坡史上最年輕的國會議長麥克柏默因為婚外情黯然退出政壇,這些會使得人民行動黨蒙羞的“壞消息”都得到了充分的披露。而在最近的寨卡病毒公共健康事件中,新加坡透明快速公佈疫情的工作也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的贊揚。

結語

新加坡這個面積僅為718平方公里、500多萬人口的城市國家代表著兩個世界相對最有利於發展的元素:西方的制度化制約、嚴格議會選舉、法治傳統以及東方的威權下的效率與穩定,加之儒家文化中對於上級的服從精神。

在強調後兩者的同時,中國有很大空間學習前者如何與“國情”真正融合。從這個角度上說,“新加坡模式”非但並不過時,而且具備操作性的可學之處還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