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二(10月25日),具有很強官方背景的“俄羅斯衛星廣播電台”(Sputnik)發表了一篇文章,標題是:《中國與美國大選:特朗普可能發動一場貿易戰,但希拉里卻可能啟動第三次世界大戰》。

貿易戰?有可能。但戰爭?第三次世界大戰?未免有些聳人聽聞了吧?

該文引述“俄羅斯政治”網站撰稿人伊利亞·諾維茨基的話說,乍一看,中國似乎最不願和特朗普打交道,但事實上,“如果希拉里勝利,中國便會發現自己處於尷尬境地。她可能不會像特朗普一樣提議強硬的貿易政策,但她對東亞施加的軍事壓力將會非常強硬。”

第二天,中國報紙《環球時報》就轉載了這篇文章。

考慮到Sputnik的官方背景以及關於普京更希望特朗普上臺的廣泛猜測,不知此文是不是在暗示中國領導人更需要警惕希拉里?

不管此文動機如何,它提出的問題卻很有意義:中國領導人內心更希望誰入主白宮?或者換一個問法:誰當美國總統對中國更有利?

中國更喜歡美國右派?

美國華裔學者裴敏欣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特朗普上臺對中國更加不利。

裴敏欣在《日經亞洲評論(Nikkei Asian Review)》雜志上撰文說,如果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不得不在兩個中國眼中的“惡魔”——特朗普和希拉里之間做出選擇,那麽,幾乎沒有疑問的是,習近平更願意和希拉里打交道,因為中國與希拉里打了多年交道,作為在外交事務方面厭惡風險的實用主義者,中國歷屆領導人一直都更傾向於和已知的“惡魔”打交道,而特朗普則不可預測,是一個充滿了風險的未知數。

但中國專欄作家邱林在一篇題為《西方都不希望特朗普上臺,中國或例外》的文章中卻認為,特朗普上臺對中國是一個利好。

理由?邱林直言不諱:“特朗普的好處就是不可預測,也就是提供了多種可能。而且特朗普的商人性格、弱意識形態,這些都給中美磨合關系並且實現關系穩定提供了一種可能性。”

不過,我認為,中美關系的性質更多是由地緣政治、全球力量均衡、大國博弈、中美國力消長等因素決定的,而不是由各自國家意識形態的調整、領導人的變化等因素決定的,所以,中國領導人可能對希拉里和特朗普兩人並沒有什麽特殊的好惡,因為不管誰上臺,中美關系的實質都不會有什麽特別大的改變——中美兩國如今不可能是戰略合作夥伴,而只能是戰略競爭對手,誰上臺都一樣。

我也認為,經歷了中美關系20多年來的起起伏伏,中國領導人漸漸悟出了這個道理。

但曾幾何時,中國領導人對美國政壇上的左右兩派是有過喜惡的。

在中國“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澤東曾經對美國記者斯諾說了一句令全世界大為震驚、也令中國的左派大感迷惑的話:比起美國的左派,我更喜歡美國的右派。

其實,這也沒有什麽可奇怪的:毛澤東痛恨左派陣營的“叛徒”和中間騎牆派一直遠甚於痛恨右派。這就是為什麽毛澤東仇視“蘇修”要遠甚於痛恨“美帝”的原因,而凍結了20多年的中美關系,也是由美國的右派總統尼克鬆與中國的左派領袖毛澤東聯手破冰解凍的。

如果說毛澤東“喜歡美國的右派”,除了聯美抗蘇的戰略考慮外,也有他主觀上厭惡所有立場不極端、態度不鮮明的政治勢力之因素的話,那麽,鄧小平偏愛美國右翼總統,大概更多的是出於他本人的實用主義傾向。

當美國共和黨候選人老布什與民主黨候選人杜卡斯基競逐總統寶座時,鄧小平曾對美國記者公開表示,他希望布什獲勝。這種與外交禮節相悖、語驚四座的公開表態,其實與鄧本人的意識形態取向關系不大,更有可能是因為鄧小平覺得:曾經當過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的老布什一旦當選,也許更有利於中美關系的改善。

後鄧時代中美關系的底色

而在毛、鄧之後的中國三代領導人執政期間,情況發生了復雜的、也是實質性的變化:此後幾屆美國總統候選人,不管來自民主黨,還來自共和黨,往往是競選期間的對華政策“鷹派”,他們競相激烈批評中國,最後成功入主白宮者,往往在其總統任期的中期調整對華政策,但不管怎麽調整,不管兩國關系如何改善,也不管在任美國總統對華言辭如何“鴿派”(例如,克林頓任內曾與中國達成了所謂的“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系”),雙方關系中有一個底色是不會變化的,即中美作為“潛在對手”的底色不會變,因蘇聯解體後全球力量格局所決定,中美兩國其實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戰略合作夥伴”。

中美關系的這些波折起伏,最終使鄧小平之後的中國領導人意識到,中美關系的好壞基本上不取決於美國某個政黨、某個領袖的意向,而更多地取決於中美兩國在全球戰略大格局中不斷變化的對應關系。

出於這個原因,自江澤民主政後的20多年,對於每四年一次的美國總統角逐,中國領導人也許私下裡都極為關註,內心裡也或多或少有所取捨,但在公開場合,他們都沒有像毛澤東那樣,流露出明顯的愛憎喜厭之情,更沒有像鄧小平那樣,表達出明確的支持反對之態。“中南海更喜歡右派入主白宮”或“共和黨人當總統對中國更有利”的說法從此不再完全準確,不管是在共和黨的布什父子總統任內,還是在民主黨的克林頓、奧巴馬主政白宮期間,中美關系都有過起伏波折,有過緊張期和緩和期,但不管美國總統的國內政策是左還是右,其對華政策的基調或底色,已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有了很大不同。

後來,隨著中國在經濟總量上超過歐洲列強和日本,逼近美國,美國也越來越把中國視為對手、乃至潛在的敵人。到了最近幾年,談論中美之間可能發生的戰爭也成為常態。最能說明近幾年美中關系實質的,莫過於幾年前由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所創造的一個名詞:“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做出回應,這樣戰爭就變得不可避免。

近些年來,隨著美中關系中的“夥伴”角色逐漸讓位給“對手”角色,“修昔底德陷阱”這個詞在全球決策圈、學術界、媒體也越來越風行,以至於奧巴馬和習近平都不得不提及這個詞,其熱度在最近一年更是達到頂峰。舉一個例子,中國發行量很大的報紙《參考消息》的內容,通常都是外媒新聞和文章的翻譯,很少約人寫稿,但它卻在今年8月15日至9月27日罕見地刊登了27篇約稿,集中探討“修昔底德陷阱”,撰稿人都是國內外重量級學者和政壇人物,包括英國前首相布朗、中國前任和現任高官戴秉國和傅瑩等。

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初尼克鬆的“破冰之旅”,到八十年代美中聯合遏制蘇聯的“蜜月期”,到克林頓主政時期美中兩國之間言不由衷的“中美建設性戰略夥伴關系”(這個說法在美國“誤炸”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之後便無人再提及),再到今天美中之間這種隨時可能落入戰爭“陷阱”的戰略對手關系,40多年來,美中關系和世界格局經歷了多麽大的變化啊!但這個變化也並非空穴來風:自從蘇聯解體之後,自從中國崛起以來,中美已經不可能再是戰略意義上的合作夥伴了。

即使特朗普上臺,盡管其對華政策的具體細節現在還難以預測,但可以預測的是,在美國現行政治體制下,他在外交政策上將會受到種種制約和制衡,所以,那時的美中關系也是不會改變底色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如今的中國領導人似乎並不在乎誰入主白宮。

第三次世界大戰?

艾利森教授在論述“修昔底德陷阱”的那篇著名文章中,談到美中之間發生戰爭的概率時,曾說過一句話:雖然美中開戰將是不理性的,但這並不會使其成為不可想象的。

中國《參考消息》關於“修昔底德陷阱”的27篇約稿中,多數中國撰稿人都認為,中美之間不會陷入這個陷阱,中美不會發生戰爭。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美國方面的官員、學者、媒體人、甚至軍人,談及此事時,卻沒有那麽樂觀。

本月初,美國陸軍少將威廉·希克斯(William Hix)在華盛頓舉行的美國陸軍協會年會上表示,在不久的未來,美國“幾乎肯定”會與中俄發生戰爭,根據他的說法,俄羅斯的挑釁、中國不斷增長的軍力以及全球氣候變化是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原因。

美國兩位總統候選人也互相指責對方的政策可能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希拉里多次批評特朗普的易怒易變的性格不適合成為美國三軍統帥,她嘲諷對手的最有名的句子之一,就是她在接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時說的那句話:“我們不能放心地把核武器交給一個在推特上輕易被釣魚的男人。”但特朗普也在本周二反唇相譏,批評希拉里的外交政策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考慮到這些關於戰爭的密集談論,前面提到的Sputnik那篇文章的標題,聽起來也就不那麽聳人聽聞了。

有趣的是,一個自稱為“IT學生”的讀者James Platt在Sputnik的那篇文章之下留言說:“讓我們現在猜一猜:她(指希拉里)會先和中國開戰,還是先和俄羅斯開戰?”

看來,中國領導人又不能完全不在乎誰入主白宮。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專欄作家-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