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的政治動盪——英國退歐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是民主的勝利還是對民主的威脅?民主政體必須對合法的抱怨做出回應。實際上,有能力和平回應是它們的長處之一。但煽動家利用此類抱怨的做法威脅到了民主。其他地方已經出現了這種情況。認為西方民主政體不會受影響將是愚蠢的。

2016年,擔憂和憤怒主導了英國和美國這兩個最重要、穩定、悠久的民主政體的政治情緒。擔憂是圍繞向下流動(downward mobility)和文化變遷,而憤怒是針對移民和冷漠的精英。它們匯聚為捲土重來的民族主義和仇外主義。一些英國退歐派人士和共和黨人相信絕對自由市場理念,但這種理念不會讓英國退歐或者讓特朗普當選總統。擔憂和憤怒要深刻得多,也更不吸引人。

對民主主義者而言,此類原始情緒的爆發之所以令人擔憂是因為它們很難遏制。民主政體本質上是一種文明的內戰。它是一種受諒解和制度制約的權力爭鬥。

諒解是贏家永遠不會拿走一切。反對派是合法的,可以自由表達觀點而且權力受到限制。公民價值觀是民主政體最重要的資產。他們必須發自內心地明白,通過操縱選舉、打擊異見或者騷擾反對派讓臨時權力永久化是不合法的。不存在什麽“人民”,這是想象出來的實體。只有公民,而他們的選擇不僅可能、而且必然會改變。盡管必須找到方法整合公民的觀點,但始終會有缺陷。最終,民主政體或者民主共和國為不同觀點乃至不同文化的人們提供了較為和諧地比鄰而居的方式。

然而,制度也同樣重要,因為它們設定了游戲規則。制度也可能失效。美國選舉人團制度已經在兩方面失效。它促使特朗普當選不僅與選舉中的投票數不符,而且也沒有反映出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想要的那種對候選人德行的判斷。這位開國之父指出,選舉人團既會防範“外國勢力想在我們議會中獲得不當影響力之心”,又會確保“總統之位永遠不會落到並非具備必要素質的傑出者那種人手裡”。對俄羅斯黑客行為的指控以及特朗普在經驗、判斷和性格上的明顯缺陷表明,選舉人團制度沒能佐證漢密爾頓希望的那種保障作用。現在基本上只能依靠其他制度(尤其是國會、法庭和媒體)以及公民。

煽動家越是熱情洋溢和野心勃勃,民主體制就越有可能淪為專制統治。煽動家是民主的軟肋。現在甚至還出現了標準的煽動劇本。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他們都標榜自己是反精英的大眾代表和不合適的局外人,並作為魅力領導人與追隨者密切聯系,他們往往通過彌天大謊來操縱這種聯系,用以謀求自己的進步;他們威脅既有的行為準則和約束性制度,把這些準則和制度描述為他們所代表的民意的敵人。特朗普幾乎是教科書式的煽動家。英國獨立黨(UKIP)前領袖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略遜一疇,就是因為事實證明攻破英國基於黨派的制度比美國總統選舉更難。

然而,英國退歐運動和特朗普崛起中的煽動因素存在相似之處。對兩者而言,反對派是敵人而非觀點不同的同胞。兩者都宣稱代表反對外國人和賣國賊的人民。

煽動家的運動自然導致了專制統治——多數人的暴政掩蓋了一個人的暴政。由於制度是在專制統治下制定的,那麽反對派就會被迫反叛或者順從。獨裁者利用前者作為鎮壓的藉口,利用後者要求絕對服從。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有一系列通過煽動攥取權力的例子。貝尼托•墨索裡尼(Benito Mussolini)和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就是煽動家變身獨裁者的經典例子。最近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從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到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和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

這是西方一些最重要民主政體(尤其是作為20世紀民主旗手的美國)現在要走的路嗎?答案是肯定的。即使是這些地方也可能走這樣的路。民主政體的核心制度不會保護民主政體,保護它們的是理解並珍視民主價值觀的人民。政治必須對促使特朗普上臺的擔憂和憤怒做出回應,但不能向它們屈服。它們不能成為毀滅共和政體的藉口。

總統權力非常大,足以在國內造成很大的破壞——尤其是如果受到國會和最高法院的支持的話。總統也可能憑借一己之力發動災難性的戰爭。一個右翼煽動家執掌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民主價值觀寶庫是災難性的事實。仍有待回答的問題是我們熟知的世界能否幸免於難。

譯者/鄒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