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國際政治舞臺充滿戲劇性,在民粹風潮的裹挾下,強人政治回歸,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全球化進程面對嚴峻挑戰。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朱鋒在接受FT中文網專訪時指出,冷戰後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未像今天這樣搖擺過。他認為世界政治正在進入一個新周期,特徵是再全球化、再國家化,和再意識形態化。面對這樣一個喧囂而陌生的外部環境,中國要把握機遇,但更要保持戰略定力,以內為主。以下是我們的訪談實錄:

FT中文網:2016年國際社會發生了很多黑天鵝事件,其中對中國外部環境影響最大的,或許是特朗普的當選。他當選後的一系列舉動,包括和蔡英文直接通話、質疑“一個中國”原則、重用軍人,以及他要顯著擴張美國海軍,都顯得咄咄逼人,都好像在針對中國。您認為美中關系近期是否面臨嚴峻考驗?

朱鋒:事實上我不是很同意這種看法,就是特朗普上臺後和蔡英文通電話、挑戰“一個中國”原則,以及在中國議題上說了一些狠話,美中關系就會迅速發生逆轉。特朗普除了嘴大、願意成為話題中心之外,也是一個很成功的商人,而且他在美國電視上做了很長時間的真人秀,他唯恐媒體不把他放在關註的焦點。我更多地把他在中國問題上的發難,看作是他在製造中國議題。他目前還是一個候任總統,對“一個中國”的挑戰,還有要和中國打貿易戰,是否會變成真正的特朗普政府的中國政策,我們還需要觀察。短期來看,中美彼此都在一個調試期。中國也不會對他嘴上的這些言論做出極端反應。如果說特朗普廉價的幾句話就把中國弄得頓足捶胸,那太便宜特朗普了。

FT中文網:在台灣問題上,特朗普是否打了北京個措手不及?

朱鋒:我們的確沒有想到特朗普會拿台灣問題來開刀。但其實也很簡單,美國共和黨右翼在台灣問題上始終有所謂的同情,有親近感。別忘了特朗普一心要把美國前總統里根作為榜樣。里根當選總統後,曾揚言要邀請當時的台灣領導人蔣經國參加他的就職典禮,這一步可能邁得更狠。只不過當時中美關系地位的不均衡更加明顯,所以里根的做法沒有引起更多的國內的反擊和國際社會的重視。35年過去了,中美關系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你接個電話我們都要跟你急。我的看法是,首先,特朗普還沒有上臺;第二,讓共和黨右翼親台情緒發泄一下,天塌不下來;第三,相比較82年裡根那種表態,特朗普還算含蓄的。我堅信不管是特朗普,還是哪個普,沒有一個美國總統會去輕易改變和顛覆“一個中國”政策,因為這對美國沒有實質性的戰略意義。

FT中文網:中國這個時候應該怎麽保持淡定?

朱鋒:對中國來說,保持淡定不容易。中國一再強調台灣問題是中國最核心最敏感的話題,如果特朗普政府真的不惜拿“一中”政策開刀,那真的會讓中美關系地動山搖。特朗普的舉動其實已經在美國政界、美國智庫圈、美國媒體引起諸多批評。即使中國不那麽發狠,美國人也很清楚“一中”政策是中美關系穩定的基礎。但是,特朗普政府又的確將是中國人很陌生的一個美國政府。怎麽辦?別輕易下結論,首先去瞭解觀察,客觀判斷你的新對手。

FT中文網:如果說特朗普目前的舉動還不一定變成政策的話,那麽他就任之後,我們應該重點觀察些什麽?

朱鋒:我覺得特朗普的中國政策肯定會有重大調整,而他現在的很多喊話,可能是在為這種調整熱身。我個人認為,他可能會在三個點上施力。第一,中美經貿關系將是他一個非常重要的施力點,因為他所代表的這一波美國精英的思想就是,在全球化過程中,美國遭受了不平等的利益分配,紅利更多地被以中國為代表的亞洲國家搶去了,所以他會在經貿問題上對中國發難。第二個很重要的是,這幾年,美國的政界、商界、財界對中國國內體制,包括經濟體制所出現的變化,其實已經積累了長期的怨言和不滿。比如中國的改革開放在倒退,中國的NGO法限制了很多外國人在中國的活動,中國的國企在市場中享有特權。前一段時間美國拒絕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其實跟這些不滿高度相關。所以,特朗普很清楚,他在經貿、金融和市場上對中國採取新的緊逼政策,在美國國內會贏得一片叫好。第三點,美國雖然讓韓國和日本承擔更多軍事費用,但並不代表美國會削弱和同盟的關系,而是它要在一個新的基礎、新的規則上強化與盟國的合作。所以“亞太再平衡戰略”這個詞雖然不會再出現,但是美國繼續在亞太地區保持高度關註和深度介入的戰略不會改變。而且特朗普的團隊現在軍人林立。軍人林立並不意味著一定好戰,因為美國高級軍官的素質和知識水準都很高,但軍人做事一定很執著,而且一定會有很強的延續性。所以,特朗普將繼續保持美國在太平洋的軍事存在和美國所謂安全主導的角色,雖然他的做法和風格會跟奧巴馬時代有很大不同。

FT中文網:您覺得會是一種什麽樣的風格?

朱鋒:奧巴馬時代更多是文官當政,文官們會擔心這兒擔心那兒,軍人可能比較直來直去。另外,遇到難以妥協的時候,文官可能會說,一個議題難以妥協,我就換另外一個議題去找妥協,而軍人可能會說,找不到妥協我就跟你進一步升級壓力,然後使得對峙上升。今天的亞太地區出現了很多的熱點問題:南海問題,朝核問題,臺海問題,東海問題,還有西太平洋問題。西太平洋正變得越來越擁擠,中美兩國的軍艦、飛機如在海空意外相遇,如何避免事故性的碰撞?所有這些問題都可以引發直接的中美沖突。在這種背景下,管控摩擦,避免事故性的碰撞或誤判,就變得更加重要。我的看法是,可能我們會很快懷念奧巴馬政府,雖然他推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但他在具體操作上還是比較柔和的。我們可能會面對一個不提亞太再平衡戰略,但是在局部問題的操作上更加持續,並且風格更加硬朗的新總統。

FT中文網:2016年中國在南海問題上遭受了一些挫折,海牙的一個仲裁庭做出了對中國非常不利的判決。您曾說過南海問題不是一個軍事鬥爭問題,更多地是一個宣傳戰、外交戰、心理戰。特朗普上臺之後,中國是不是要打一套新戰術?

朱鋒:首先,特朗普政府在南海問題上會採取一個反應式的做法。美國對中國的南海維權行動,包括造島行動以及島礁的功能化、設施化非常不滿,但它缺乏有效的制衡手段,只能看一步走一步,比如看島礁有多大、部署武器有多強,然後採取行動。第二,美國雖然強調所謂的航行自由,但把軍艦整天開到中國島礁附近來轉悠,一方面會加劇中美之間發生沖突的幾率,另一方面它也知道,抵近偵查和抵近航行會使得中國實質上放棄在南海的維權嗎?根本不可能。雙方在南海的競爭將是長期性的,已經非常顯著地體現出了戰略博弈的特點,而不是簡單的主權爭議。我們需要為這種戰略競爭做好長期的準備,不是簡單的軍事準備,而是看你的主張能多大程度符合國際法的要求,在多大的範圍內可以得到世界的公認,多大程度上可以團結和說服我們的東盟鄰國。

FT中文網:在法律層面上,輸了今年的這次仲裁之後,中國該做些什麽呢?

朱鋒:從中國的角度來講,我們不接受我們輸了,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就不參與,不承認,也不執行。當然這是一個有爭議的話題,但我們的立場也有自己的法律依據。

FT中文網:會不會有更好一些的做法?

朱鋒:更好一些的做法,我想是這樣的,如果以後誰在南海問題上再訴諸於國家間的司法程序,那中國一定要奉陪到底。我們可以通過官司打死他們。中國現在也有主張,也有依據,也有物質力量。但是這是後話。現在來看,這次仲裁確實存在著一系列深層的缺陷,中國不承認不接受不執行,我們問心無愧。但問題是,任何國家的海洋主權一定要符合國際法。中國的南海主張有兩個依據,一個是歷史依據,另一個是國際法的基本規則。我們不希望任何其他國家在看待中國南海主張時,只及其中一點,而不把兩個點都放進去。越是中美要在南海長期角力,中國的南海權益主張越要更好地尋找到法律依據。

FT中文網:在贏得鄰國支持和理解方面,中國能做一些什麽?您曾撰文討論中國外交當中的王者心態。怎麽能讓我們的鄰國歡迎我們作為一個王者歸來?

朱鋒:首先,我們的南海戰略在相當程度上要走出主權爭議這樣一個簡單化的認識。如果我們認為南海爭議永遠就是寸土不讓,我們的外交戰略就會被這種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所綁架。任何談判的本質是有取有予,不能只是take, 而不give。我們需要客觀地認識領土權益在未來中國和周邊國家關系中,究竟要扮演一個什麽樣的角色,不能被一些機械的宣傳話語所綁架。

FT中文網:可是現在民族主義情緒的高漲,不僅僅是在中國,在英國美國這樣老牌的自由主義國家裡都已經出現了。民族主義情緒一旦煽動起來很難冷卻。

朱鋒:所以我們需要相向而行,不能說你們在那裡頓足捶胸,然後讓中國人完全冷靜理性。但是呢,回過頭來講,中國和東盟確實需要等到雙方民族主義情緒都有所冷卻之後,才能更客觀審視彼此的利益和角色。

FT中文網:2016年,我們在世界範圍里看到了一個反全球化的趨勢。世界正在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嗎?

朱鋒:冷戰結束25年來,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麽搖擺過。我的基本判斷是,後冷戰時代結束了,世界政治正在進入一個新的周期。這個周期可能會有以下三個趨勢:第一是“再全球化”。我不相信任何國家會真正的反全球化,因為人類社會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共同體意識的提升,已經高度凝成一個整體,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反全球化,但是可以“再全球化”。我們都知道歐洲和美國民粹主義的核心就是反對移民,因為移民和難民稀釋了原來以白人為中心的社會結構,帶來社會資源分配方面的不滿。全球化的本質是生產要素的全球自由流動,所以“再全球化”可能意味著新的規則的出現。第二個趨勢是“再國家化”(re-nationlisation)。哈佛教授尼爾•弗格森(Neil Ferguson)最近撰文稱,特朗普想做一個新的strongman,一個威權人士。普京就是一個strongman,可能中國最高領導人也是。我們知道,跟全球化平行的是區域化,全球化區域化的核心就是要降低主權國家的角色,部分主權要讓渡給區域組織或者全球組織,但現在很多國家都認為這不是一個好招。當國內各種階層的不滿聲音越來越多時,國家需要展現更強的能力,來保障利益在各個階層之間的合理分配。第三個趨勢,就是“再意識形態化”。過去25年自由主義在西方贏得巨大的道德高地,而且在全球都成為深入人心的普世價值。如果西方自己成為民粹主義的倡導者,不僅會使得西方這個自由主義的燈塔黯淡下來,也會使得世界各國開始認真思考,我們需要一種什麽樣的適合我們自己的發展道路。

FT中文網:一種觀點認為,這樣的外部環境,給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上施展更大作用的機會。中國如何能做到既承擔更大角色,又保留足夠的戰略審慎?

朱鋒:我覺得中國確實處在一個難得的機遇期。我們的影響力,可以去引導世界的“中國因素”都在擴大。但我們首先要客觀認識自己。我們還處在一個將強未強、崛起過程中的爬坡期。只要中國比其他國家在經濟、金融、社會發展上,這口氣更長,表現更出色,就足以有力量去影響世界。過去400年世界政治中,一個大國變強的時候,恰恰是它風險最大的時候。你弱的時候,韜光養晦謹小慎微,而當你開始強的時候,你覺得你可以橫著走,你覺得未來在向你招手。所以,中國需要保持戰略定力,抵制誘惑,繼續以內為主,保持以國內開放改革為主線的歷史進程。

(註:本文僅代表受訪者個人觀點。本文編輯郵箱 fang.wang@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