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康德拉季耶夫長周期來衡量,人類社會可能正處於又一次由於科技進步而取得生產力或生產組織方式重大突破的前夜,然而從全球政經關係角度看,已經過兩次世界大戰重塑定格並大體延續至今的國際秩序,會否同樣面臨著重大轉折的命運,無疑是以歷史角度審視當前國際關係下的有趣命題。

二戰戰勝國通過卡薩布蘭卡會議、布雷頓森林會議、雅爾塔會議及波茨坦會議等一系列重要談判,締結了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雛形,經歷了大半個世紀。但命運多舛,當前的國際政經秩序先後經歷了由美蘇牽頭兩大陣營分庭抗禮,到美國發揮主導作用的重大轉變過程,這期間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和外交關係中的核心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並未發生重大變化,甚至在上世紀80年代末正式包裝進了“華盛頓共識”。如美國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其著作《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指出,“華盛頓共識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並由其通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

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主政白宮,都會刻意維護烙有美國印記的國際秩序,直至非傳統政客、商人總統特朗普進駐白宮,美國清教主義精神和文化的回歸才真正從社會的邊緣逐漸登上主場,美國民眾對當前國際秩序是否為其所需、是否符合美國立國精神的初心等的反思,才與日劇增。

人們習慣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慣性思維來審視國際秩序的分與合,並用“失序”來警示秩序破壞所產生的經濟社會代價。在社會化大生產堆積出如此巨大物質財富、且高度依賴國際貿易維持其運作的今天,人類社會重蹈歷史上多次“熱戰”和“冷戰”交疊上演的路徑,或許並不如維持雖在實體正義層面無法窮盡公平內涵、卻在程序正義層面相對公開和透明的國際政經場景。換言之,即使組織系統龐雜、運作成本很高的國際體系,也是有助於紓緩人們對不確定自然世界恐懼的。

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標誌,是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規範為經濟社會構建起相對確定的秩序,以應對物理世界的不確定和未知風險。秩序是人們適應和改造世界不確定性的認知框架,制度和秩序沉澱的是人類認知世界的存量知識。

然而,制度和秩序同樣是耗時費力的奢侈品和易碎品。藉助熱力學第二定律的視角,如果將制度和秩序看作是經濟社會高能狀態的組織架構,而無序是趨於離散的低能狀態的話,那麼國際經濟關係或許更容易呈現熵增定律所描述的特徵,甚至並不需要全球海嘯式的變革洗禮,而僅僅是蝴蝶效應般的初始動能,就足以將處於不穩定平衡狀態的確定性推向深淵。

目前特朗普主導的美國政府,雖然在國際層面並未曾面臨諸如北約東擴受抑、烏克蘭衝突親美勢力受挫等問題,但其內政措施延伸至對外關係上的孤立主義色彩明顯上升,尤其是其對自身主導的國際秩序的反思甚至調整,要求傳統歐洲盟友、亞洲盟友更多地分擔國際公共服務的成本。這反映出,隨着更多非傳統盟友進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體系,維繫這一體系所需的投入越來越大,美國已不能一如既往地向國際社會提供穩定的秩序服務。為此,要求調整、改變甚至重組當前國際秩序,愈發成為美國外交中的現實要求。

第一,全球金融危機嚴重削弱了傳統發達經濟強國的實力,影響了美國在國際秩序的輸出能力,尤其是當邊際輸出成本持續弱於邊際收益,輸出意願也會發生變化。隨着“冷戰”後更多國家加入現有國際體系,及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崛起成為具有強大議價能力的新力量,現有國際秩序的維繫成本被極大提高。對美國等國家而言,要維繫現有的國際秩序,不再具有事半功倍之效,反而愈發變成了削弱自身實力的拖累。高昂的國際秩序維繫成本從某種程度上將美國等從“理想之國度”推向了“現實之國度”。

第二,多元文化及相關意識增加了國際組織的協同難度,降低了國際秩序的執行效率。當前國際秩序總體上是以非強制性軟約束為基礎,國際組織協調國際關係的治權,一直以來與各國的主權存在着間隙,隨着不同文化、不同價值觀的國家和地區的加入,文化和價值觀等的衝突,進一步降低了國際組織的運行效率和治權效力。

例如,歷史上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殖民行為,使其對後者背負着一定的歷史責任。主流觀點一直認為,發展中國家當下的處境與曾經的被殖民、被掠奪有着直接的關係,因此,在確定不同國家在國際秩序承擔的責任時,一般都傾向於執行共同而有區別的權利義務關係。尤其是在基於合作博弈的國際多邊關係中,上演的往往是“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有實力的強勢方在合作博弈中選擇的是讓步,而發展中國家由於在博弈中選擇菜單不足,只有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空間,導致國際秩序主導者成為責任和成本的主要承擔者。

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現有國際秩序和國際組織,具有某種日益突出的公地悲劇效應和格雷欣效應,具有佔優地位的發達國家一旦發現成本和收益不對稱(而且多元文化尤其是種族、宗教方面的衝突已經成為橫亘在國際關係上的硬傷),並嚴重威脅自身利益甚至人身安全時,就更傾向於打破這種權利與義務不對稱的國際秩序體系。這方面,在歐元區經濟復蘇緩慢、希臘等國家主權債務危機久拖不決的背景下,英國脫歐,部分北歐高福利國家萌生退意,某種程度上就與歐盟對南歐國家承擔的過重責任有關。

第三,當前正在方興未艾的技術變革,正在重新對權力與權利進行定義,並極大地降低了P2P的雙邊交易成本,如P2P技術和數字信息技術等,為新興雙邊主義的興起提供了技術和知識儲備。現行的國際關係和秩序發揮效應的一大技術特徵是,多邊關係和多邊協議的邊際成本低於雙邊關係和協議的邊際成本,一國與所有國家的雙邊談判耗時費力,而將大家拉到一起來,縱然會有一些國家會搭便車,但多邊合作的收益具有正外部性,多邊合作的收益外溢性引發的搭便車行為,不會沖淡多邊合作的正外部性。

然而,隨着P2P技術、數字信息技術等的快速發展,雙邊交易的信息匹配等方面的成本極大降低,雙邊關係的談判定價具有了更先進的、低成本的技術支撐,加之雙邊關係和協議的強約束性,權責的清晰性和收益的對等性,使得許多國家參與雙邊關係所帶來的邊際收益,越來越高於在多邊組織中所能獲得的邊際收益。因此,自“多哈會談”陷入僵局之後,以FTA、BIT為主的雙邊協議,就越來越成為了各國拓展國際關係的重點,同時這種P2P式的雙邊關係,愈發具有顯著的低成本重組、重塑性,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潛力。

總之,當前國際合作框架協議,更多地是在時勢所迫下的一種理想主義。國際合作組織並沒有經過雙邊的、點對點式錘鍊,國際合作是基於政治家的理想,而非真正以信任共識機製為基石,談判成本高,協同效率低,更多是基於美國主導的國際公共服務秩序而維繫的。

而未來的國際公共秩序和合作框架,將是基於雙邊的強約束和對稱性架構的新秩序,多邊主義開始淡化,務實、實效和對等勢將成為趨勢。國際秩序的這一轉型過程遵循着熵增定律,即國際社會在轉型中出現的失序,在增加不確定性的同時,也增加了更多的可能性,因為熵值增加預示着個體自由度的增加,意味着創新和重組具有了廣泛的空間。正所謂“青山擋不住,畢竟東流去”,是時候擁抱更多元的可能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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